在 “社会主义”幌子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为“官主主义”的权力不受约束，在经济上表现的是以“全民所有”旗号的国企垄断——实际上是“官权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垄断。人们评说，垄断国企的业绩越好，意味着民生被盘剥得越重，垄断寡头越吃越肥，意味着老百姓被强迫交易搜刮得越来越瘦。垄断寡头的滚滚暴利，不过是来自嗷嗷待哺的民生基本生计，普通老百姓的水电油气煤烟酒、住房交通、网络电信电视、教育医疗、金融保险等生存必需品消费，全都处于垄断掌控下的被强迫交易状态，垄断寡头暴利越多，意味着民生被盘剥越多，垄断盘剥越多，民生就越艰辛。

中国人民生活在全球唯一收费多过收税的国度，一生缴的费可能多过缴的税。而且，买的是全世界最贵的房子和汽车，加的是全世界最贵的汽油。全世界约 12万公里的收费公路，有3/4在中国。比如投资12亿的首都机场高速路，早已收费过百亿，三峡基金加在每度电里0·7-1·3分钱，已收过了1300亿元还在收；航空人身意外险的利润是700%，中国的机场建设费每年收取了过百亿，全国电话月租费一年收了近千亿，从国内打电话到国外的话费，是从国外打过来的10倍以上。在没有商业电视台的中国内地，一年收视费收了超过300亿，而名为“9年制义务教育”，家长为孩子上学花的钱，居然要超过12年制义务教育的发达国家！在官主主义的垄断下，不仅教育、医疗提供的是质次价高的服务，就连用的电、喝的水、烧的气，加的油，打的电话，上的网，吃的盐，喝的酒、抽的烟都是在变相纳税。中国的垄断博彩业的中彩率全球最低，垄断保险业的赔率也是全球最低；中国老百姓还养活了占人口比例最高的财政供养人口。 ( )


除了庞大的党政机构和财政养活的事业单位外，垄断的国企也成为对大陆人民敲骨吸髓的庞大机器，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占有全国工资总额的55%。垄断引发的抗议，小到的士罢运、货车冲卡，大到聚众鼓噪，流血冲突，时时处处都有发生。有专家曾列举过国企垄断的4类问题：1，垄断国企收入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油气等行业员工的平均工资，高出其他行业2、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各项福利，实际收入差距更大。2，垄断国企的高额利润并没有回馈社会；从1994年至2008年，国企的利润全都没有上缴，这意味着公众既没有分享到垄断暴利，也就没有分享到公有财产的收益，所谓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的无耻谎言。3，垄断国企的产品、服务价格持续上涨，推高了全社会生活和生产成本，而却缺乏监督与制约。诸多国计民生的核心价格听证是“逢听必涨”，更多的则是连听证程序都没有。4，垄断国企自身缺乏改善服务，提高品质的动力，中国的公用服务价格高昂但服务低效劣质。

垄断国企不属于市场经济，而是隶属政府权力的“主导产权、控制命脉、垄断资源、占领上游、支配关键、掌握要素”专制经济，本质上不是靠市场谋生的企业，而是极权政治架构母体系中，专门分工掌控金融经济命脉的子体系工具。尽管国企伪装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样子，但也掩盖不住其权力资本工具的性质。因此，垄断企业不过是经济领域内的专权垄断工具，与泛亲缘化甚至帮会化的“内部人控制”的治理结构一样，国企通行着“内部人控制”的任人唯亲和裙带风。不是什么真正的企业，也就不靠降低成本生存。因而，垄断成本的不断企高带起的连环涨价，也就不断地转嫁给民生。垄断的昂贵成本，也只能转嫁给大众。总之，垄断寡头的国企，是市场领域内不折不扣的经济特权王国，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恶劣部分之大成的权贵资本主义。

垄断寡头们理直气壮地排斥自由竞争，理直气壮地打击和摈除民营竞争者。他们之所以能所向披靡，是因为有红头文件做尚方宝剑。国企“抓大放小”， “放小”放出来的不过是市场食物链的下端，是不便于垄断的竞争性产业、下游产业等等；而国企“抓大”，抓出来的却全是食利自肥的领域。强化了垄断的“国进民退”领域，全都是民生基本生计的刚性消费。一句话，民生必需品被垄断国企扼住了咽喉，扼住了咽喉才有“国富民穷”一说。

专权垄断工具，决定了国企“左右逢源”的胜境：左手独享市场垄断利润，右手独享倾斜政策的超市场待遇；“石化双雄”一边涨价一边还要补贴，就是例子。由于 “内部人控制”的格局，国企成为不透明经营的领域，盛行暗箱操作。员工不了解企业财务的真相，更不知晓高层的高收入。国企、央企管理层自我厘定天价薪酬的食利自肥体制，不但造就出“先富一族”，更造就出“为富不仁一族”，造就出掌勺人私分大锅饭的潜规则，被喊停的管理层收购、内部持股就是例子。据统计，国内155家央企管理层的年薪，从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不等，而最低层员工的月薪仅1、2千元。类似中国银行的王雪冰、刘金宝案，光大银行的朱小华案，红塔集团的储时健案，中石化的陈同海案，中航油的“期油交易”巨亏和南方航空“委托理财”巨亏一类案子，都是对这类企业徒有其表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反讽。

谁都知道，经济垄断的本质是超市场、非市场和反市场的，垄断的本质是暴力强制与强迫交易。因而，垄断被列宁定性为“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但眼下中国没人敢这么抨击垄断国企。为什么？不仅因为会触犯国企耀眼的政治光环，更因为不合国企优于民企的价值判断：垄断国企的扩张方兴未艾，暴利滚滚，烈火烹油般窜升为全球巨无霸前列，谁敢说人家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但从发生学上寻根觅源，垄断国企还真是那个已没落、以消亡、已推出历史舞台的 “计划经济” 的遗留物。说穿了，是30年失败了的管制经济的遗产，是本该与其母体一同退出历史舞台的历史残留物。本该退出历史舞台的垄断国企杀了个回马枪，硬是横亘在市场化变革半路上，硬是在中国异化出一个权贵加裙带的垄断市场，保留了市场汪洋大海中的特权孤岛，特权王国，国中之国。

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正在流失，低成本高增长的好景不再，源于国内市场竞争制度的难产；成本递增、增长递减，是强化了垄断，排斥了竞争的结果。垄断国企不可避免地阻遏了竞争、推高了成本，抬升了价格，挤占了消费，扭曲了增长。竞争不充分，分配不公平的根源是半市场。半市场的标志，是通行着垄断与非垄断两种资源配置，市场与超市场两套规则，自由交易与强迫交易两类价格,供养财政与财政供养两种生存方式.这种有主有次、有强有弱的二元差异，有悖非歧视性国民待遇原则与公平竞争规则，所造成有亲有疏、有肥有瘦、有贫有富的市场偏袒，不亚于城乡有别、官民有别的社会不公。

盛行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两套游戏规则，两类交易价格,两种生存方式的中国，势必盛行贫富两极分化。

国有企业改革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国家从经营领域的退出，在于还产于民。为什么国家必须从拥有企业、拥有财产、经营企业的角色中退出来？因为国家对企业的所有者身份和市场经营活动两者存在巨大的矛盾：国家可以改变法律，也可以使用暴力。这种特殊身份决定了国家不应介入市场、不宜经商，也即传统的“官不与民争利”的说法。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国企改革还应该进一步深化。当然，关键问题还是在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只有“民进国退”，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启动国内市场，才能提升经济效率，也才能最终建设成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

是 “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其背后所反映的是经济自由度和创业自由度的高低。现在在中国，银行、电信、石油、能源等等行业，民企不能进入，民营企业家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些行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尽管现在有一点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主旋律。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不自由、创业不自由。

有一些学者认为，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不存在国企、民企、私人企业的差别，因为整个经济只要是按照市场的供求关系、按照价格来决定资源配置的话，国企可以竞争，民企可以竞争，私人也可以竞争。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国企背后的股东是可以重新立法，解释法律、改变游戏规则并解释游戏规则、执行游戏规则的国家和政府，那么国企进入任何一个行业，之前或者是之后，地位就超越和凌驾于其他企业。

当然，大陆政府也有想到要建立内需市场，可是一旦把这样，地方官员、各个部委都极力反对，因为那太辛苦了，来钱没有现在这么快这么多，要费很大的精力去创造，不像现在土地可以掠夺，外国市场可以压低人民币汇率推出去的。因此，现在的轻松路子他们走的很习惯了，要改比登天还难，所以温家宝讲得再好，但政令不出中南海，下面难以配合。

为了建立一个国内市场，温家宝费尽心力，但因为经济体制的弊病，造成投资的效益不彰，也没有产生更大的就业率。比如，从2008年底到2009 年，中国大陆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的萧条，投资4万亿人民币、贷款10多万亿，中央和地方一起贷，有15万亿的人民币投入到市场，提出建立内需市场，可是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因为投资再多，也是投入到150个大型国企，而这些企业有的并不缺钱。而能够创造制造中国最大就业率的是民营的中小型企业，可它们一直拿不到钱。

90%以上的贷款给了国营企业，国营企业拿去做什么？来制造“铁公鸡”(铁路公路基本建设)，对民营一毛不拔。而且“铁公鸡”所雇用的工人都是国营企业，民营企业根本用不上，民间的就业率急遽下降。因为投资方向并不能帮助建立一个推动的就业市场，就更推动不了一个内需市场。扶助国家的垄断企业，打击绝大多数的民间企业，就等于剥夺了老百姓的生机。老百姓没有就业率，建立内需市场就毫无可能。

现在的中国，官僚们所想的，就是尽可能把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上，把所有的社会责任推给老百姓。医疗、教育、住房、生态环保统统让老百姓负责，应该由政府投资的公共事务比如教育、医疗不投资，能看见“政绩”楼堂馆所乱